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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 |
| 来源:傲客论文频道 作者:傲客 发布时间:2007-10-30 |
二、导致集体企业衰落及干群关系紧张的若干问题
村办集体企业自初建之日起便遇到了诸多难以跨越的障碍，只是由于这些障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还未上升为主要矛盾没有凸现出来。
第一，行政村界的日趋封闭禁锢了集体企业的发展。突破行政村界的束缚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打开经济壁垒，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理想状态。可是，实践中大多数类似C村的“明星村”都在有意识地加固村界，这种加固村界的作法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在集体企业达到一定数量和规模之后，也就意味着与经济收入相关的生活上升到了一定的水平。“明星村”的村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比周边村庄的村民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要想长时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必须使集体企业长时期地处于稳定发展并不断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村与村之间都是竞争的对手，同时在资源利用上、利益分配上村与村之间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界限的，所以在那些“明星村”里，村籍就是取得令周边村庄的村民十分羡慕的身份和获得较高经济收益的先决条件。“本村人”就是在领导者的着力倡导下在村民积极接受下出现的一种身份象征。对村民满足的是个体的归属感，同时又通过极强的排他性令其感受到自身地位的优越。总之，在这类“明星村”的行政村界内形成了范围相同的经济村界，所谓经济村界的作用大致有三，一是保护村内资源的集体所有，避免资源流失。二是维护本村村民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共同的富裕，增强村集体的凝聚力，树立“本村人”的高度的集体主义。三是行政村界内的领导者拥有的只是域内行政的合法性，并不具有直接指挥企业生产的天然权力，而经济村界的确立并使之与行政村界的重合为村党支部、村委会与集体企业管理组织提供了“三合一”的基础。在“明星村”则进一步演变为掌门人的强人政治。这是造成日后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是“明星村”走向村庄割据的手段及产物。“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设立，把“三合一”这种早期发挥过低管理成本、高决策效率的管理形式推向极端，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在行使行政权与自治权时，往往倚赖自身的强制资源压制剥夺农民的自治权力及其理应拥有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从而在根本上弱化了村民委员会的民主自治作用，使其成为少数人甚至个人的附属物。其结果必然是将不利于农村民主建设的个人崇拜、强人专断、裙带之风推向了极端。其次，对于集体企业来说，兴办之初利用“掌门人”的个人资源，在市场极不规范，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举步维艰，尤其是买方市场尚未形成的时期，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可是，当市场逐渐理性化，城市改革国企改革全面推开，那种“市长大于市场”“权大于法”“权钱交换”“票子开路”逐渐受到约制的时候，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市场，个人尤其是综合素质与现代化建设需要相去甚远的掌门人，其决策的作用往往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与风险。
人们注意到的大都是那些名声显赫的村庄，因此忽视了居于多数的经济实力一般或较弱的村庄。笔者认为，不能将“超级村庄”当作中国村庄的高级阶段，“明星村”也不是村庄发展的唯一模式。实际上，在集体企业的鼎盛时期，以行政村为基础成立起来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在村与村之间，有时只有一两千甚至几百口人之间树立起相互隔绝的壁垒，它的建立决不是顺应经济规律面对市场的结果。按照经济规律运作的企业生产需要的是以市场作为导向，打破行政区划尤其是范围极小的村界，才能以最经济最合理的方式实现多数农民普遍获益的最佳效果。大量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实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村庄割据。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不利于精英的集结，不利于有限的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而大量的低水平重复上项更使产业结构的优化难上加难。从而在与原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大中型企业之间对话时，使村庄原来的弱势地位因村际间的恶性竞争而进一步弱化。
第三，关于“外圆内方”。“外圆内方”是“明星村”村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它集中代表了绝大多数“明星村”的掌门人物为实现个人抱负所采取的举措。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采用“外圆”是企图利用一种灵活多变乃至委曲求全的手段以达到充分适应环境不断进取的目的。“外圆”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不属于一般村民面对外部世界所采用的行为准则及行为特征，而是企图单纯倚赖一两个掌门人的对外影响力和活动力去面对整个外部环境。“内方”所表示的既是一种不得违抗的“秩序”，又是维持这种秩序的“手段”。掌门人通常将自己治下的一呼百应当作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式，追求的是一种上下不变的秩序。实际上“外圆”所表达的更多的是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与无奈。其内在的原因则是维持“内方”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维持“内方”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这就需要长期的有利于村办企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一点是掌门人们无法把握的。从根本上说，只有在能够长时期维持住高于其他村庄村民的经济收入与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明星村”村民才可能接受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才可能付出牺牲个人意志及民主权利的高额代价。不仅如此，当村民对村外的事物了解得日益深入的时候，为保持上下不变的“秩序”村庄领导者就要不断地加大“内方”的力度，加大以极端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思想教育的力度。归根结蒂，当“外圆”失去作用的时候，也就是经济上衰落的时候，无论是作为秩序还是作为手段，“内方”都很难再继续维持和利用了。
这种“内方”对于多数村民所施予的家族式的愚民式的管理，压制了一部分村民的个性追求，所造就的是一个个丧失了主体意识的旧式农民。个人神化个人迷信横行，所驯化出的村庄也肯定是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相去甚远的村庄。当“外圆内方”的神化被打碎之后，干群矛盾的凸显是农民群众觉悟觉醒的必然产物。
第四，改制后，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矛盾冲突的尖锐化，是乡村集体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在运作中违背经济规律行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参与乡村集体企业的行为主体可分为三类，即县乡政府、村庄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及作为劳动力的农民群体。
首先是政府行为主体。在集体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往往具体地表现为县乡两级主要负责人的个人行为，这种个人行为常常会决定某个甚至某类企业的命运。相当多的干部所追求的就是“任期内政绩的最大化”，对于他们来说，政绩最大化的沃土就是个人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极易弄虚作假且成绩最难以量化的农村集体企业。即使是企业失败了，他们也无须承担什么责任。然而，他们正是村庄干部的直接或更高级别的上司，村官们对他们怠慢不得，在村庄里出现经济上的困难，或是发生干群矛盾尤其在矛盾激化的时候，还需要上级出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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